主要興趣為關注於印尼的政經發展，人力資源及日常文化，希望提供一種認識印尼的在地化的非在地視角，並在行有餘力下促成台印雙方非正式的交流。

《自由時報》報導，另外，現在市售現沖咖啡已有用紅、黃、綠標示咖啡因含量多寡，未來可用顏色或數字來標示總咖因含量，二種方式擇一，同樣也是要標示可能範圍的最高值。食藥署食品組科長李婉媜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新制上路後，飲料內的加料粉圓、咖啡凍、椰果、布丁等熱量和糖量也要一併計算在內。

根據規定，微糖飲品每100毫升含糖量不可超過2.5公克、食品每100公克含糖量不可超過5公克。董氏基金會去年6月時，曾公開他們的調查結果發現，同一款飲料有含食材配料和不含的熱量相比，最高可相差4.2倍。其他像是果漿、冬瓜露、粉圓、紅豆、綠豆等，也都是如此。綜合《聯合報》和《中央社》報導，董氏基金會今年2月也針對市售115款豆漿、豆奶等豆製飲品進行營養成分檢視，發現多款豆漿含糖量高得嚇人，外包裝上卻標示「微甜」、「不甜」，還不用符合食藥署「包裝食品營養宣稱應遵行事項」的「微糖」、「無糖」規定，恐誤導消費者。食藥署耗時半年訂定標示新制，未來食品或飲料凡是標示「微甜」、「不甜」都得符合「包裝食品營養宣稱應遵行事項」中的「微糖」、「無糖」規定。

過去標示不含配料，實測熱量差很大 綜合《中央社》和《Heho健康網》報導，現行的「連鎖飲料便利商店及速食業之現場調製飲料標示規定」，規範手搖杯飲料業者，要在販售店面明顯處，標示飲料全糖的添加糖量及該糖量所含熱量。但是因為添加的各種配料，熱量難以計算，可以不用註明熱量，所以看到的跟喝到的熱量，其實有落差。當然如果放在適當的情境下，羅姆尼的論點完全合理，而且實在太常遭人忽略。

我想要說明為什麼我們經常會把商業想成是人、這麼做如何扭曲了我們的判斷、商業如何鼓勵也確實需要我們這樣的回應，以及最後是流行文化和娛樂如何鞏固了這種邏輯。史努比的形象變得太過傳統，無法讓顧客及客戶認同公司真正的樣貌，而大都會壽險的新口號也努力想讓公司變得更加人性化：「大都會人壽保險：一同探索人生。可是若說到我們處理企業資訊的幾個確切類別，通常都會把企業當成人一樣，對之有讚賞、也有指責，而且也可以像（有時）對待人類一樣，對之忠誠。二○一六年，提供保險與金融服務的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MetLife）終於停止使用《花生》（Peanuts）四格漫畫的角色史努比（Snoopy）來代言，但是這家公司長久以史努比的形象包裝，正反映出各家公司如何努力將自己轉變成人，或者以這家公司來說，是一隻可愛的狗。

史努比可以說是這個四格漫畫連載的核心角色，一開始的主角是史努比的主人，叫做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的小男孩。」羅姆尼又回答：「他們當然是，企業所賺取的一切最終都會交給人類，不然你以為錢去哪兒了？」 羅姆尼是對的，但是對於他這個錯誤而引來的憤怒指控，有趣的是：幾乎我們所有人在某個程度上都會把企業當成人類，而且批評企業的人更是最容易犯這樣的錯。

再說，目前全世界有超過一千個不同品牌，都想方設法在行銷中使用了《花生》漫畫的角色，大都會壽險以史努比代言，感覺就沒那麼特別了。』」也就是說，公司一直都愈來愈擅長誘使我們覺得牠們像人一樣，因此大都會壽險不需要一隻小獵犬來創造出友善的形象。這也是我們能夠立即就下結論說，企業控制了政治的部分原因，我們也會感覺到企業背叛或拋棄了我們，就像對人類會產生的情感一樣。」跟川普總統最近的發言比起來，這似乎只是小小失言，但在當時卻掀起一陣熱議，就好像人類與非人類被看成了完全一樣的東西，顯然表示某人的道德羅盤完全偏離了，而且這名共和黨候選人彷彿是鐵石心腸，被自己優渥的生活蒙蔽了雙眼，完全看不清人性。

在智識層面上，我們都明白智人與有限責任企業之間的差異，不會把自己親愛的孫兒跟孟山都化工公司（Monsanto）搞混了。大都會壽險在平面和電視廣告中使用史努比的形象，已經三十年了，而且在公開場合中也把史努比放在廣告飛船的側邊，這家公司稱自己在一九八五年使用史努比為形象代言，好看起來「更友善、更容易親近，而不會像當時的保險公司總讓人覺得冷冰冰的、有距離感」。文：泰勒．柯文（Tyler Cowen） 如果商業這麼好，為什麼這麼惹人厭？ 好，那麼現在我們就要來討論，算是最終極的問題了，如果商業為美國帶來這麼多好處、如果有這麼多針對商業的批評是言過其實、如果商業並不比經營商業的普通人還要腐敗，為什麼商業常常就是這麼不受歡迎呢？我認為答案相當深植於人性本質當中：我們忍不住要用許多評斷人類的標準去評斷商業。」舊口號如今就感覺有些距離、嚴苛：「找大都會，必付保單。

而接下來的對話是像這樣的：一個情緒激動的人回應：「不是，他們不是。當時在討論的議題是稅務改革及針對企業的徵稅，羅姆尼只是想說任何對企業加徵的稅，遲早在某個程度上都要由真正的人類來付，他並不是要說，例如貝恩資本（Bain Capital），和他寶貝的孫兒們之間沒有分別

循環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科技有色眼鏡營造出所有問題都可以也應該透過科技解決的假象，而這種印象導致大眾、公司和政府投入開發和採用新科技，只會了讓社會更有效率和「智慧」。經由所謂的「科技有色眼鏡循環」，這種觀念會依照科技的邏輯，讓行為、優先事項和政策都變得扭曲。

我們希冀這些科技和奠基於此的「智慧城市」可以帶來巨大的益處：日常生活中每一件物品都嵌入感測器，能夠監控周遭的環境，而機器學習演算法則能運用這些資料來預測即將發生的事件，並且將市政服務的效率和便利性提升到極致。透過應用程式、演算法和人工智慧，這些新科技將可以減緩交通堵塞、重建民主制度、預防犯罪，並且創造免費的公共服務。第二，科技是推動社會變革的主要機制。」這段概括的描述——將資料和技術應用在傳統物品或程序，以提升效率和便利性——清楚定義了什麼是讓都市或是其他各種事物變得「智慧」。科技有色眼鏡遮蔽了所有源於社會和政治影響力的障礙，因此任何人只要戴上，就會把都市生活的各種缺點視為科技問題，並且選擇性地判定這些缺點是只有科技才能解決的問題。科技公司思科（Cisco）的執行長及副總裁如此描述我們未來的走向：「根據定義，智慧城市要能夠整合三個以上功能領域的資訊通訊技術。

儘管智慧都看似是烏托邦，事實上卻是以激進而目光短淺的方式，將城市的概念包裝成科技問題。二○一六年針對美國五十四座城市進行的調查發現，這些城市總計已經實施或計畫推行將近八百項智慧城市專案。

」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更指出：「改變手段，所有與其相關的社會理論也會改變。這些科技狂熱信徒將科技視為可以或應該要修正的主要變因，而忽視了其他目標，例如政策改革和政治權力轉移。

簡單來說，智慧城市必須結合傳統基礎建設（道路、建築等等）和科技，來讓居民的生活更加豐富。我們會漸漸發現到，智慧城市的問題不只是科技根本無法帶來我們所希望的好處，還有為了追求智慧城市而布署科技的做法，通常會扭曲和加劇科技本應解決的問題。

文：班・格林（Ben Green） 由於新科技的發展讓先前無法想像的功能，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現代都市似乎正迎來革新突破的時刻。科技有色眼鏡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複雜的社會議題很難有簡單俐落的解決方法，即便有也相當罕見。看看思科是如何單用科技的應用程度，來判定城市的進步與否，正是這種觀點導致了「智慧十字路口」、預測性警務和LinkNYC（本書後段會再次提到這些例子）隱藏的危險。城市設計師赫斯特．萊特（Horst Rittel）和梅爾文．韋伯（Melvin Webber）將與都市相關的社會議題，稱作「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s），由於太過複雜以至於答案不可能會有完全客觀的對錯，因此「討論『最佳解決方案』完全沒有意義」。

如果用這種觀念重新建構都市生活和市政管理的基礎，只會催生出表面上看似智慧，但實際上卻充滿不公義和不平等的城市。然而，智慧城市的願景卻相當不切實際，這其中的謊言源自「智慧」本身的定義，因為這種定義過度地強調科技的力量和重要性。

就如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曾寫道：「設想問題的方式會決定哪些解法值得考慮，哪些則不值一提。智慧城市是我們夢想中的都市。

智慧城市會是個充滿威脅的空間：自駕車橫行市中心，將行人排除在外。政府和公司透過監視公共空間來控制大眾的行為。

我把這種觀點稱作「科技有色眼鏡」（technology goggles），追根究底，這種有色眼鏡建立在兩種觀念之上：第一，科技可以針對社會問題提供中立且最佳的解決方案。然而，科技有色眼鏡的產物不只限於立意良善卻效果不佳的小裝置，甚至還催生出可能重塑社會的危險意識形態。正因如此，戴著科技有色眼鏡的人會將都市面臨的挑戰，例如公民參與、都市設計和刑事司法等議題，解讀成效率不足的後果，而且只有科技才能改善，這些人也深信所有問題的解方是變得「智慧」，亦即網路連結、資料驅動，以及根據演算法做決策，一切都是為了提升效率和便利性。警察利用演算法合理化並延續種族歧視執法的惡習。

公民參與被侷限在透過應用程式取得服務。根據這項定義，我會在全書中將「智慧」一詞當作專門術語使用。

」杜威和拉圖爾的邏輯論述，正好點出智慧城市的夢想是如何的偏離正軌：當我們把每一項社會議題都當作科技問題看待，眼中自然只有科技的解決方案，而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解方，最終限縮了我們對城市可能和應有的想像我們希冀這些科技和奠基於此的「智慧城市」可以帶來巨大的益處：日常生活中每一件物品都嵌入感測器，能夠監控周遭的環境，而機器學習演算法則能運用這些資料來預測即將發生的事件，並且將市政服務的效率和便利性提升到極致。

二○一六年針對美國五十四座城市進行的調查發現，這些城市總計已經實施或計畫推行將近八百項智慧城市專案。」杜威和拉圖爾的邏輯論述，正好點出智慧城市的夢想是如何的偏離正軌：當我們把每一項社會議題都當作科技問題看待，眼中自然只有科技的解決方案，而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解方，最終限縮了我們對城市可能和應有的想像。